os 民生法治的完善所面临的困难与宪法文化建设所面临的困难有许多相似之处，完善之后的民生法治必将促进我国法治的新发展和促成保护公民受教育权的新契机。
在学校突发事件问责实践中，学校管理人员要对其自身违法或不当行为造成的重大损失和不良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学校主要负责人以及教育部门行政人员也要承担一定的监管责任，两者相互结合，缺一不可。调查程序的不规范容易导致对问责对象失职行为的性质、情节和危害后果等要素无法准确把握。
（七）责任与过错不相适应 根据课题组调查问卷的结果显示，关于责任追究机制对学校突发事件应对的作用这一项，大部分受访对象都认可问责制的重要性。学校突发事件应对的责任范围应该分为决策责任与岗位责任，其中前者是指在学校发生了突发事件之后，教育部门和学校领导干部因不当行使决策权而承担的责任，后者则是指学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过程中相关岗位人员因应对不力而承担的责任。问责范围既不能太窄，否则会降低其固有的价值。虽然《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问责暂行规定》）第三章规定了实行问责的程序，但是对具体的问责程序并没有做出详细规定。[5]可见，基本原则对于实现问责机制的有效规制至关重要：既能够指导和约束问责法律规范的制定和实施，又可以通过其拾遗补缺功能弥补现有法律规范之不足。
在学校及教育部门承担责任之后，并不意味着个人责任的减免，相应的责任人员也要为自己的过失负责，接受相应的惩罚。[9]根据《公务员法》、《公务员处分条例》以及《问责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行政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有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和开除等。理论上，宪法意义上的公民的受教育权的实现基础是作为义务主体的国家的积极支持和保护，这便构成了一种法律上的悖论。
教育优先发展必须具备必要的物质条件，教育投入应当增加。在这种背景下的农村教育现状，用‘凋敝这个词语一点都不夸张……农村教育的基本办学条件得不到保障，教师工资被拖欠，优秀教师严重流失。[14] 姚金菊：《转型期的大学法治——兼论我国大学法的制定》，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而实际上公民一般也能通过各种途径保护自己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性权利。
这种惨淡的现状让公民受教育权和宪法很尴尬，连宪法上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的社会，要建设宪政国家，构建法治社会，其道路何其漫长。（二）健全教育收费制度 解决教育收费问题应注重分段进行。
[20]E·格威狄·博格（E·GradyBogue）、金伯利·宾汉·霍尔（KimberelyBinghamHall）：《高等教育中的质量与问责》，毛亚庆、刘冷馨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6页。[14]岳昌君：《十一五期间我国教育发展需求和供给预测》，转引自王蓉：《加大教育财政投入需完善相关体制与机制》，载《人民教育》2008年第9期，第5页。[18]我国2006年的投入比例仅为3.01%。[5]肖蔚云、姜明安主编：《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宪法学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3页。
（六）加强宪法文化建设 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护法，对公民受教育权的生存和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此处规定，间接性地肯定了公民的受教育权。因此，国家在保护公民受教育权上总是有所顾忌。我国有关公民受教育权的法律制度漏洞主要体现在制度设置的的针对性不够。
第三，禁止重点学校的出现。对民生法治的忽视导致了关系民生大事的法律制度建设滞后，包括公民受教育权在内的公民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障。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各种技术日新月异，日常的经验已经满足不了社会的生产，专业知识成为生产的必需，受到专门教育的技术人才成为了社会的需求。从政府教育经费预算的实际执行到教育经费的实际用途，再到教育经费支出的程序审查，每一个环节都要有严格的审查程序。
[7] 夏勇：《中国民权哲学》，三联书店2004年9月版。[18]二是单独制定《教育经费法》，在《教育经费法》中对教育经费详细规定，对中央和地方财政教育经费投入的最低比例予以明确。所以一项权利的存在，意味着一种让别人承担和履行相应义务的观念和制度的存在，意味着一种文明秩序的存在。3．公民受教育是一种义务 在我国，公民受教育除了是一种权利外，还被视为公民的一种义务。公民提请法院保护的权利必须纳入可诉的范围，只有这样，公民才能真正步入‘法律殿堂，接近正义才有可能。判决执行是一个综合性问题，不仅涉及到司法，还有行政等诸多方面。
[8] 左卫民等著：《诉讼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17]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教育》，中华书局1998年1月第1版，第28页。
如果按照三口之家计算，农村平均水平的家庭全部收入远远不够一个大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公民自由权设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摆脱国家权力的干涉，而公民社会权要求国家权力积极介入私人自由领域以促使个人的健康成长。
重点学校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高度重视，《义务教育法》第二十二条中已经规定，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6]笔者认为秦惠民的观点更能揭示受教育权的本质，即公民受教育权的核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民的学习自由不受干涉的权利，公民有通过学习提升自己思想认识的权利。
国家要通过立法的手段完善有关民生的法律制度，在行政、司法过程中充分关切民生发展的动态，保护公民的基本民生需求。在义务教育阶段，国家推行全免学费的政策后，学校仍然以照顾学生学习的名义变相地收取各种费用，使得义务教育大打折扣，名不副实。（二）公民受教育权的涵义 一般认为，公民受教育权是属于宪法范畴的基本权利，然而公民受教育权的定义极富争议，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笔者以为，这种衡量标准显然扭曲了教育的本质，学校本来是一种社会的组织。
中国的学校设置分三、六、九等，国家重点、省重点、市重点等名号不仅刺痛了一般学校，更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自尊心。就潜意识而言，社会对公民受教育权是支持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为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总是会呈现一个人的战役，一群人的唏嘘的局面，零星的舆论支援和象征性的作秀式捐助让公民受教育权处境尴尬。
招生腐败问题因涉及教育而有着其特殊性，在制度上遏制招生腐败必须有明确的针对性。我国的高考对公民受教育权影响极大，维护高考的公平性至关重要。
（2）各种形式的中等教育，包括中等技术和职业教育，应以一切适当方法，普遍设立，并对一切人开放，特别是要做到逐渐免费。国民素质已经成为衡量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准。
教育经费是整个教育问题和保护公民受教育权的基础，增加教育经费的投入已经刻不容缓。但是，最高人民法院于以已停止适用为由于2008年12月18日发布公告关于废止了此批复。3．法治保障不力 受教育权是一种被法律认可的权利。[12] 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教育》，中华书局1998年1月第1版。
[8]从该条文可以看出，公民受教育权内容有以下四个层次：一是公民有接受教育之权利。[19]人大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中要针对教育经费的投入做仔细严格地审查，确保教育经费的充足。
适当的奖学金制度，应予设置。[7] 有关公民受教育权的内容，在1966年联合国通过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作了详尽的阐述。
[16] E·格威狄·博格（E·Grady Bogue）、金伯利·宾汉·霍尔（Kimberely Bingham Hall）：《高等教育中的质量与问责》，毛亚庆、刘冷馨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四，受教育权救济制度欠缺，宪法司法化遭遇种种困难，导致权利不能得到最终保护。
